2009年12月份，我获知Google正在遭受黑客攻击。我们正在遭受某种形式的攻击的事实实属正常，事实上这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但这一次不同。攻击的复杂程度和目标都是我们之前从未经历过的。犯罪分子（或者更准确地说，犯罪团伙）已经以某种方式找到了接入Google公司服务器的方法。至此为止，大多数攻击我们的坏人打算扰乱我们的服务器，直至其关闭或使用户难以访问。这一次，坏人们想要我们的机密信息。
Sergey立即开始着手阻止攻击并搞清楚是谁和如何实施攻击的。几个小时内他就组建了一个团队，成员都是一些他能够找到的最聪明的计算机安全专家，并将他们聚集在邻近我们山景城总部的一栋建筑内。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这个团队组建了系统，最终能够让他们观测正在进行中的攻击，他们的发现令人不寒而栗。黑客们不只是盗窃知识产权，也在试图访问一些Gmail帐户，包括人权活动人士。而攻击源自具有最快增长速度的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国——的内部。
早在大约5年半之前，即2004年年中的时候，我们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从商业角度看，进入中国并不是一个具有争议的决定。中国曾经是（现在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有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的人，有数千万（现在是数亿）因特网用户，经济增速也非常之快。已经在搜索领域发展成为强大存在的百度，是一个本地竞争者，而雅虎也蓄势待发。Larry和Sergey访问了这个国家，他们所目睹的所有的创新和能量，在离开时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一直以来就想招募世界上最好的工程师，而许多就在中国。
但是当商业利益指针全都指向要做一个灌篮高手式的果断的“进入中国”的决定时，“不作恶”指针则显得较为混乱。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信息并不能自由的流通。对此我们有切身体会：大多数时候，中国的网民被许可访问我们的美国站点Google.com，而获得未经过滤的（尽管是英文的）结果。但有时候，中国的流量可能跌到零点，来自中国的网民试图访问Google.com会被转而导向至百度（及其过滤的结果）。在中国开一个本地站点对中国人来说会不会好一点？即使我们不得不遵守当地的法规，或者，这会不会让我们成为政府审查制度的同谋？而审查制度与我们公司文化和价值观的本质背道而驰。作为本地企业建立Google公司会不会给我们以机会，提升信息访问度，揭示中国其他搜索引擎提供商可疑而又不透明的做法？
从一开始，Sergey Brin就直截了当地站在了“不进入”阵营。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们一家人从苏联移民到美国，因此他对共产主义政权有切身经历，他不想以任何方式支持中国的这一个。但站在Eric一边的许多员工不同意，而且商业因素——加上改变中国信息环境的希望——使赞成进入的意见占据上风。当时运行亚洲部门的Sukhinder Singh Cassidy动作迅速，几个月就建立了一个Google中国分部。我们在北京设立了一个公司办公室，而且我们勉强决定遵从本地的审查规则，但有一个改变：当结果被屏蔽的时候我们会告知用户。他们无法访问被审查的信息，但至少应该被告知发生了审查。
一件令我们惊奇的事是，我们收到的很多审查请求意在压制的内容链接并未违反任何明确在案的法律。有时候这些请求试图平息不同政府部门间的争吵（一个机构审查了一个机构的公开声明），或者清除已经在网络上传播的丑闻。例如，光彩夺目的CCTV（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北京总部大楼的设计是基于一些较为淫秽的照片，这个流言开始传播。因此我们收到了编辑好的搜索审查请求，除其他事项外，审查与CCTV、生殖器和黄色笑话相关的搜索结果。（读者中如果有谁刚刚Google搜索了这些关键词，1. 替你感到羞耻；2. 我们希望你没有在工作！）
2006年1月份，我们发布了本地化中文站点，Google.cn，经由国内服务器，几个月后Eric访问了北京推广这个站点。在他的媒体采访中有一次他不知怎么就坐在了有毛泽东和胡志明相片的相框下面。对Google进入中国已经模棱两可的美国媒体，对此大做文章。不过在那个不祥的开端后事情变得好了起来：我们本地的工程师使产品变得更好，从2006年到2009年底，流量和利润平稳增长。
黑客攻击的出现，所有的进展突然间都岌岌可危了。Eric一直以来都相信进入中国不仅仅是正确的商业决定，同时也是正确的道义决定。尽管Sergey一直以来反对，Larry和Eric站在了同一边。我们看到的行为是邪恶的，他告知Eric，而且不会停止；实际上，骚扰可能愈发严重。Eric赞同这个评价，但惊讶于我们的回应是自我放逐。现在，两位创始人均坚决反对在Google.cn上审查我们的搜索结果。
对领导者来说，决定即艰难工作的开始。这就是为什么“困难的”这个词后面总是跟随着“决定”。（最近几十年它后面也经常跟随着“爱情”这个词，但那一条款的实施超出了本书涉及的范围。）Google作出离开中国的决定，象征性地显示我们如何做出决定，我们如何处理工作。制定策略，招募对的人，创造独特的文化，对所有企业来说是其基础活动的开始；对企业领导者来说，即作出决策。
不同的组织基于其层级结构采取不同的方法做决定。海军陆战队（自上而下）很简单：一人发出“拿下此山”的命令，其他所有人去拿下此山。“该死，这里只有一个人负责，所以戴上你的头盔出发吧。”大多数大公司（官僚主义的）在他们决定最佳行动路线之前要进行大量分析。他们有所需的所有数据吗？分析师已经处理过了吗？他们是否计算了预计收入和EBITDA（未计利息、税项、折旧及摊销前的利润）？几周过去了，季节变换，矗立在他们面前的山峰，仍然未被拿下。“也许下个季度，这座山绝对是我们的延伸目标之一。”而在时髦的初创公司（开明的），CEO宣称她的工作是为了员工，因此做决定要基于共识。每个人都有发言权，讨论是合议式的，细致周到而永远进行下去。“每个人都冷静放松下来吧，来一杯卡布奇诺，半小时后再回到这里审视我们的立场，高明。”
所以谁是对的——自上而下式的海军陆战队，官僚式的公司，或者开明的初创公司？因特网时代商业变化的步伐要求下决定速度要快；这样看海军陆战队胜出了。要求更多而知情的客户以及增加的竞争对手要求决策应该尽可能好地被告知；这方面公司似乎更有优势。有一个聪明创意的团队要求每个人都能发表看法；你好，初创公司。所以，它们都是对的。同时也都是错的。
答案在于理解什么时候要做决定，你不能只是关注做出正确的那一个。你做出决定的过程，时机和它的执行方法与决定本身同等重要。缺少任何一项，结果很可能是负面的。而且因为总可以做另外一个决定，决策过程糟糕执行的影响可以通过这一个问题经久不衰地回荡下去。
当Sergey和他的团队在2009年12月底继续调查时，Eric认识到公司历史上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就在眼前。尽管他相信留在中国市场对公司来说是最好的，同时他也意识到两位创始人现在都不赞成他了。他们不再觉得在这个市场上的存在是在帮助改变政府审查行为，而且不想以任何方式参与这种审查。改变他们的看法极为困难，所以Eric的重心转移了。这并不仅仅是为公司做最佳决定，而是精心编排过程让公司能够以最可能的方式达成决定。也可能有其他的危机或重要的决定，那些能聚集员工运作公司聪明的创造者会集中注意力学习这个决定是如何被处理的。这非常有挑战性，考虑到他有理由确信他可能不同意这个结局。
一月初Sergey和他的调查团队结论性地确认了攻击源头和规模，不是个好消息。黑客不仅试图窃取源代码，他们还企图危及一些中国政治异见人士的Gmail帐户。Sergey认为宣布此次攻击行为及Google是如何非常迅速地应对很重要。在这一点上有一些不同意见。在一月份第一周Eric的员工会议上，Sergey强有力地争论道，为回应此次黑客攻击，我们应该停止执行政府的审查政策。他希望我们在Google.cn上不再过滤搜索结果，即使那意味着政府可能会关掉网站，损失掉在这个市场上很多我们好不容易取得的进展。在会议上他站起来表达他的看法，而这通常Sergey只有当穿着他的Rollerblades时才会。那几天正在出差的Eric通过视频出席会议，因此他建议他的团队考虑所有的数据，在参加下一次会议时准备好陈述和辩护Google应该如何做。
因为情况紧急，Eric召开了下一次团队会议，在随后的星期天（2010年1月10日）下午4点。会议开始由Sergey对这一情况做了一个为时1个小时的详细技术评述。然后他重申了这周早些时候他表达的观点：我们应该停止过滤搜索结果。Eric知道Larry站在了Sergry那边，也就意味着已经做出了有效的决定。但让他团队里的所有成员知道并有投票权也极为重要。所有人应该通力合作并凝聚在这个决定背后，无论他们对这件事有何见地。所以会议持续了数小时。我们审视了事实，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有时甚至很激烈。最后，Eric要求进行投票。会议室内的情绪很显然是支持Sergey的观点的，实际上并不需要投票，但Eric觉得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观点是重要的。一些人支持Eric，即认为离开中国无异于离开一个下一百年的市场。大多数人支持Sergey，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最终会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因为现在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这个大门会敞开让Google重新进入这个市场。
疲倦的团队成员在晚上9点左右达成了最终决定，即不立即退出。而是，我们将尽可能透明地披露黑客攻击行为。据我们所知，在遭受黑客攻击影响的无数公司中，我们是唯一一家公开具体细节的。而且我们将宣布在Google.cn上停止审查搜索结果。我们不会立即做出这种改变，而是在我们的首席律师David Drummond在博客里宣布这个决定时，拿出时间来与中国政府“[讨论]我们在法律范围内运行未过滤的搜索引擎的依据，如果有的话。”周一，Eric和董事会讨论了这个决定，周二，2010年1月12日，我们公开宣布了这一决定。
我们宣布决定的那个早上，我们接到几通来自政府官员打向我们北京办公室的电话，奇怪这是不是什么笑话。其中的一位告诉我们，没人这么干过。所有人都是平静地离开。
我们不会安静地离开。这是公开的最后通牒，Eric也很清楚将会发生什么。我们会继续与中国政府官员对话，来看看我们是否能够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即与我们的公开姿态又和中国法律相一致，但这可能会失败。Google不会在公开立场上退缩，中国也不会废止她的法律。所以，正如期待的那样，三月份我们执行了预定的计划关闭了Google.cn。希望搜索而访问这个页面的用户会被重定向至我们在香港的站点，Google.com.hk。从那个时候开始，Google的搜索结果可能会遭受中国防火长城（GFW）的屏蔽。我们的流量急剧下降。
2010年1月15日的TGIF，我们主要讨论了中国问题。Sergey和安全团队极为详细地展示发生了什么，回顾了管理团队做出决定的过程。但是在他开始之前，Googlers都站立起来向整个高管团队致以雷鸣般经久不息的喝彩。来自中国员工的反应当然于此截然不同。他们担心他们的工作，甚至安全。工程主管Alan Eustace和一些在中国的敬业的团队成员，对扭转士气重回正轨是有作用的，确保了中国团队的安全和运转，并成功走过了这一段动荡岁月。结果是，中国决定的遗产是来自世界各地Googlers的海量赞誉，而决定背后深思熟虑的过程的遗产，则是对一系列原则的重申，这些原则支配着该如何做出所有的艰难决策。
Sergey立即开始着手阻止攻击并搞清楚是谁和如何实施攻击的。几个小时内他就组建了一个团队，成员都是一些他能够找到的最聪明的计算机安全专家，并将他们聚集在邻近我们山景城总部的一栋建筑内。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这个团队组建了系统，最终能够让他们观测正在进行中的攻击，他们的发现令人不寒而栗。黑客们不只是盗窃知识产权，也在试图访问一些Gmail帐户，包括人权活动人士。而攻击源自具有最快增长速度的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国——的内部。
早在大约5年半之前，即2004年年中的时候，我们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从商业角度看，进入中国并不是一个具有争议的决定。中国曾经是（现在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有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的人，有数千万（现在是数亿）因特网用户，经济增速也非常之快。已经在搜索领域发展成为强大存在的百度，是一个本地竞争者，而雅虎也蓄势待发。Larry和Sergey访问了这个国家，他们所目睹的所有的创新和能量，在离开时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一直以来就想招募世界上最好的工程师，而许多就在中国。
但是当商业利益指针全都指向要做一个灌篮高手式的果断的“进入中国”的决定时，“不作恶”指针则显得较为混乱。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信息并不能自由的流通。对此我们有切身体会：大多数时候，中国的网民被许可访问我们的美国站点Google.com，而获得未经过滤的（尽管是英文的）结果。但有时候，中国的流量可能跌到零点，来自中国的网民试图访问Google.com会被转而导向至百度（及其过滤的结果）。在中国开一个本地站点对中国人来说会不会好一点？即使我们不得不遵守当地的法规，或者，这会不会让我们成为政府审查制度的同谋？而审查制度与我们公司文化和价值观的本质背道而驰。作为本地企业建立Google公司会不会给我们以机会，提升信息访问度，揭示中国其他搜索引擎提供商可疑而又不透明的做法？
从一开始，Sergey Brin就直截了当地站在了“不进入”阵营。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们一家人从苏联移民到美国，因此他对共产主义政权有切身经历，他不想以任何方式支持中国的这一个。但站在Eric一边的许多员工不同意，而且商业因素——加上改变中国信息环境的希望——使赞成进入的意见占据上风。当时运行亚洲部门的Sukhinder Singh Cassidy动作迅速，几个月就建立了一个Google中国分部。我们在北京设立了一个公司办公室，而且我们勉强决定遵从本地的审查规则，但有一个改变：当结果被屏蔽的时候我们会告知用户。他们无法访问被审查的信息，但至少应该被告知发生了审查。
一件令我们惊奇的事是，我们收到的很多审查请求意在压制的内容链接并未违反任何明确在案的法律。有时候这些请求试图平息不同政府部门间的争吵（一个机构审查了一个机构的公开声明），或者清除已经在网络上传播的丑闻。例如，光彩夺目的CCTV（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北京总部大楼的设计是基于一些较为淫秽的照片，这个流言开始传播。因此我们收到了编辑好的搜索审查请求，除其他事项外，审查与CCTV、生殖器和黄色笑话相关的搜索结果。（读者中如果有谁刚刚Google搜索了这些关键词，1. 替你感到羞耻；2. 我们希望你没有在工作！）
2006年1月份，我们发布了本地化中文站点，Google.cn，经由国内服务器，几个月后Eric访问了北京推广这个站点。在他的媒体采访中有一次他不知怎么就坐在了有毛泽东和胡志明相片的相框下面。对Google进入中国已经模棱两可的美国媒体，对此大做文章。不过在那个不祥的开端后事情变得好了起来：我们本地的工程师使产品变得更好，从2006年到2009年底，流量和利润平稳增长。
黑客攻击的出现，所有的进展突然间都岌岌可危了。Eric一直以来都相信进入中国不仅仅是正确的商业决定，同时也是正确的道义决定。尽管Sergey一直以来反对，Larry和Eric站在了同一边。我们看到的行为是邪恶的，他告知Eric，而且不会停止；实际上，骚扰可能愈发严重。Eric赞同这个评价，但惊讶于我们的回应是自我放逐。现在，两位创始人均坚决反对在Google.cn上审查我们的搜索结果。
对领导者来说，决定即艰难工作的开始。这就是为什么“困难的”这个词后面总是跟随着“决定”。（最近几十年它后面也经常跟随着“爱情”这个词，但那一条款的实施超出了本书涉及的范围。）Google作出离开中国的决定，象征性地显示我们如何做出决定，我们如何处理工作。制定策略，招募对的人，创造独特的文化，对所有企业来说是其基础活动的开始；对企业领导者来说，即作出决策。
不同的组织基于其层级结构采取不同的方法做决定。海军陆战队（自上而下）很简单：一人发出“拿下此山”的命令，其他所有人去拿下此山。“该死，这里只有一个人负责，所以戴上你的头盔出发吧。”大多数大公司（官僚主义的）在他们决定最佳行动路线之前要进行大量分析。他们有所需的所有数据吗？分析师已经处理过了吗？他们是否计算了预计收入和EBITDA（未计利息、税项、折旧及摊销前的利润）？几周过去了，季节变换，矗立在他们面前的山峰，仍然未被拿下。“也许下个季度，这座山绝对是我们的延伸目标之一。”而在时髦的初创公司（开明的），CEO宣称她的工作是为了员工，因此做决定要基于共识。每个人都有发言权，讨论是合议式的，细致周到而永远进行下去。“每个人都冷静放松下来吧，来一杯卡布奇诺，半小时后再回到这里审视我们的立场，高明。”
所以谁是对的——自上而下式的海军陆战队，官僚式的公司，或者开明的初创公司？因特网时代商业变化的步伐要求下决定速度要快；这样看海军陆战队胜出了。要求更多而知情的客户以及增加的竞争对手要求决策应该尽可能好地被告知；这方面公司似乎更有优势。有一个聪明创意的团队要求每个人都能发表看法；你好，初创公司。所以，它们都是对的。同时也都是错的。
答案在于理解什么时候要做决定，你不能只是关注做出正确的那一个。你做出决定的过程，时机和它的执行方法与决定本身同等重要。缺少任何一项，结果很可能是负面的。而且因为总可以做另外一个决定，决策过程糟糕执行的影响可以通过这一个问题经久不衰地回荡下去。
当Sergey和他的团队在2009年12月底继续调查时，Eric认识到公司历史上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就在眼前。尽管他相信留在中国市场对公司来说是最好的，同时他也意识到两位创始人现在都不赞成他了。他们不再觉得在这个市场上的存在是在帮助改变政府审查行为，而且不想以任何方式参与这种审查。改变他们的看法极为困难，所以Eric的重心转移了。这并不仅仅是为公司做最佳决定，而是精心编排过程让公司能够以最可能的方式达成决定。也可能有其他的危机或重要的决定，那些能聚集员工运作公司聪明的创造者会集中注意力学习这个决定是如何被处理的。这非常有挑战性，考虑到他有理由确信他可能不同意这个结局。
一月初Sergey和他的调查团队结论性地确认了攻击源头和规模，不是个好消息。黑客不仅试图窃取源代码，他们还企图危及一些中国政治异见人士的Gmail帐户。Sergey认为宣布此次攻击行为及Google是如何非常迅速地应对很重要。在这一点上有一些不同意见。在一月份第一周Eric的员工会议上，Sergey强有力地争论道，为回应此次黑客攻击，我们应该停止执行政府的审查政策。他希望我们在Google.cn上不再过滤搜索结果，即使那意味着政府可能会关掉网站，损失掉在这个市场上很多我们好不容易取得的进展。在会议上他站起来表达他的看法，而这通常Sergey只有当穿着他的Rollerblades时才会。那几天正在出差的Eric通过视频出席会议，因此他建议他的团队考虑所有的数据，在参加下一次会议时准备好陈述和辩护Google应该如何做。
因为情况紧急，Eric召开了下一次团队会议，在随后的星期天（2010年1月10日）下午4点。会议开始由Sergey对这一情况做了一个为时1个小时的详细技术评述。然后他重申了这周早些时候他表达的观点：我们应该停止过滤搜索结果。Eric知道Larry站在了Sergry那边，也就意味着已经做出了有效的决定。但让他团队里的所有成员知道并有投票权也极为重要。所有人应该通力合作并凝聚在这个决定背后，无论他们对这件事有何见地。所以会议持续了数小时。我们审视了事实，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有时甚至很激烈。最后，Eric要求进行投票。会议室内的情绪很显然是支持Sergey的观点的，实际上并不需要投票，但Eric觉得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观点是重要的。一些人支持Eric，即认为离开中国无异于离开一个下一百年的市场。大多数人支持Sergey，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最终会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因为现在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这个大门会敞开让Google重新进入这个市场。
疲倦的团队成员在晚上9点左右达成了最终决定，即不立即退出。而是，我们将尽可能透明地披露黑客攻击行为。据我们所知，在遭受黑客攻击影响的无数公司中，我们是唯一一家公开具体细节的。而且我们将宣布在Google.cn上停止审查搜索结果。我们不会立即做出这种改变，而是在我们的首席律师David Drummond在博客里宣布这个决定时，拿出时间来与中国政府“[讨论]我们在法律范围内运行未过滤的搜索引擎的依据，如果有的话。”周一，Eric和董事会讨论了这个决定，周二，2010年1月12日，我们公开宣布了这一决定。
我们宣布决定的那个早上，我们接到几通来自政府官员打向我们北京办公室的电话，奇怪这是不是什么笑话。其中的一位告诉我们，没人这么干过。所有人都是平静地离开。
我们不会安静地离开。这是公开的最后通牒，Eric也很清楚将会发生什么。我们会继续与中国政府官员对话，来看看我们是否能够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即与我们的公开姿态又和中国法律相一致，但这可能会失败。Google不会在公开立场上退缩，中国也不会废止她的法律。所以，正如期待的那样，三月份我们执行了预定的计划关闭了Google.cn。希望搜索而访问这个页面的用户会被重定向至我们在香港的站点，Google.com.hk。从那个时候开始，Google的搜索结果可能会遭受中国防火长城（GFW）的屏蔽。我们的流量急剧下降。
2010年1月15日的TGIF，我们主要讨论了中国问题。Sergey和安全团队极为详细地展示发生了什么，回顾了管理团队做出决定的过程。但是在他开始之前，Googlers都站立起来向整个高管团队致以雷鸣般经久不息的喝彩。来自中国员工的反应当然于此截然不同。他们担心他们的工作，甚至安全。工程主管Alan Eustace和一些在中国的敬业的团队成员，对扭转士气重回正轨是有作用的，确保了中国团队的安全和运转，并成功走过了这一段动荡岁月。结果是，中国决定的遗产是来自世界各地Googlers的海量赞誉，而决定背后深思熟虑的过程的遗产，则是对一系列原则的重申，这些原则支配着该如何做出所有的艰难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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